再问“李约瑟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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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问“李约瑟之问”」

文｜蒲实

1938年2月的某个夜里，在英国生化学家李约瑟位于剑桥市中心凯斯学院的K-I房间中，他与他的中国情人鲁桂珍躺在研究室内的一张床上抽烟。他问鲁桂珍：“能不能把香烟的中文写给我看？”鲁桂珍写下来后，他在日记上把“香烟”两个中文字照着写了一遍，共22画，意思是“有香味的烟”。

李约瑟领悟到，比起英文来，中文的结构更有趣。这是他第一次书写一个遥远地区的异族文字，在他写下这两个汉字时，他进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一切以不同的方式排列组合。

李约瑟

那是一个顿悟时刻。按照为其作传的英国作家西蒙·温切斯特的说法，那个时刻“属于语言学而非情色范畴”。李约瑟立刻要鲁桂珍做他的中文启蒙老师，决定从零基础开始学习中国文字，就像一位接受通才教育的剑桥大学生一样，在专业之外广泛伸出探索的触角。

随着对他的几位中国留学生，特别是对鲁桂珍了解的深入，李约瑟发现，“我们对科学的掌握以及对知识的洞察力完全一样”。这让他产生了一个心灵追问：为什么科学只发轫于西方？也有一种说法，是三位中国留学生向他请教，为什么“近代科学仅仅起源于欧洲”，才让他开始思考这个之前他从未思考过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成为他写作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又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个动机。

1937 年，鲁桂珍（右一）在英国

 “李约瑟之问”的提出，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引发了一场“中国古代到底有无科学”的争论，这场争论旷日持久。这个问题的一种表述是：为什么15世纪之前，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更为有效的中国文明，到了15世纪却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个问题的后半部分，与“为什么近代科学仅仅起源于欧洲”这个问题在时间上平行。

它吸引了大量讨论和研究的热情，也产生了很多试图从制度、经济、社会、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精神层面做出解释的假设和理论。无论这些解释具有何种程度的说服力，在与欧洲的对比自照中，我们都把自身文化和集体潜意识中的特性看得前所未有的更清楚了一些。

大概2000年左右，研究西方哲学出身的学者吴国盛在与科学史界的一些同行打交道时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来与他讨论空间、时间、宇宙、自然方面的问题。

之前他在写《时间的观念》一书时，曾与李约瑟的问题偶然产生过一次交集。他读到，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和时间观念没有关系。这让他感到有必要回答一个看上去不证自明的问题：什么是科学？或者说，“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准是什么？“李约瑟之问”随之出现新视野：在追根溯源进入西方语境，理解希腊理性传统与现代数理实验框架下科学的内涵、边界和独特性之后，再回过头来，我们是否能将古代中国的“科学”看得更清楚？原来，“科学”这个词在拉丁文里就是“知识”的意思。

如果说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在中文语境中表达了“知识有用”的实用主义思想，在对应的拉丁文语境中，则应被理解为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改造世界的物质和政治力量。在古希腊人那里，对这种知识的纯粹追求即是对自由人性的训练和实现，他们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希腊人着眼于“知识”来理解“自由”，对我们来讲或许有些陌生。中国古代的自然知识与西方科学完全不同类型，更多基于《易经》和阴阳五行八卦，对于理想人格亦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仅仅在西欧产生了近代科学？1780年左右，在英国出现了一些“旧”世界跃入“新”世界的最初迹象。在此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欧洲和美国的面貌几乎彻底改观。被称为“现代”的进程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如何从一个“旧”世界产生出一个“新”世界？这个转折点为何出现在欧洲文明中，而不是出现在中国、印度或伊斯兰世界？

1965 年3 月，李约瑟在剑桥

实际上，在这个转折点出现之前，欧洲从文化和精神上已准备酝酿了近三个世纪。一些年轻的中国学者回溯到欧洲中世纪历史和基督教中正本清源。清华大学科学史教授张卜天为此以一己之力翻译了50多本西方科学史著作，这是一个充满新知的陌生领域。他做的工作更多是把西欧这段近代历史讲清楚，告诉人们，在西方产生近代科学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理解这段欧洲历史，其实也是回答“李约瑟之问”的其中一面。张卜天说，“我们容易看到东西方相似的地方，不太看重各自不同的地方。而看到不同，需要更深的、哲学层面的思索和探索。研究中国科学史，更多要本着与西方求异存同的精神，而不是求同存异的精神来看”。

认清西方科学之后，我们也更加清晰地认识了自己。正是“李约瑟之问”，把中西方科学史放在了这样一个相互参照和镜鉴的关系之中。正如吴国盛所说，“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不是偶然的错失，而是存在的命运”。然而，在我们不断认知西方和自身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拓展了知识王国的边界。

李约瑟和中国学者、画家在一起

李约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我们回顾他所提出的世纪之问。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约瑟之问”和他为解答这个问题所做出的研究，受到了来自他自身内部那个西方科学范式的质疑和批判，这是它的宿命。在荷兰科学史学家H.弗洛里斯·科恩看来，李约瑟的著作就像到处散落着碎片的拼图游戏，“几乎可以肯定它们能大致拼成一个壮观的图像，但这幅图只存在于碎片制造者的头脑中”。

李约瑟的巨著更像一本关于技术的书，而不是一本关于科学革命的书；他对科学和技术没有做出区分，常常认为，技术仅仅是应用科学，且科学与技术、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无法分离。实际上，如果他把从中国传播到世界的发明中技术发明的部分去掉，那些发明将所剩无几。

李约瑟、李大斐（右一）和鲁桂珍在交谈中

在一些西方科学史家看来，冷静的事实描述应该是：西方科学的发展总体并未得益于中国的贡献，只有伊斯兰世界与西欧这两个密切相关的科学系统发生了富有成果的互动；与种族相关的概念体系相互之间实际上无法理解，他们的自然哲学不可公度。因此，技术要素可以在古代世界广泛传播，科学元素通常却未能如此。

在这种学院派和史家的理解之外，我更愿意以温情的方式去理解这个问题所走过的历程和它今天与未来的命运。正是出于对中国的爱，李约瑟对中国的未来拥有最大的信心。他所编写的那套大书最大的长处，其实在于它记录下中国古代历史对未来的许多承诺。

“无数零星、不成体系的技术发明虽然并不自然属于能够产生现代科学的那种文化和思维模式，但对中国人而言，这些前人所走的路对未来仍然是一份可借鉴的路线图”。当李约瑟在敦煌石窟里检视中国古代的星象图，认识到它们的格局之庞大、历史之久远，流传之广泛时，他理解到中国古人自古以来对天上星辰的着迷和他们思考格局“如大洋般的恢弘”，他们也曾以一个个体面对整个宇宙的方式去思考过自身与自然的关系。

清末，中国人装配的第一台火车头

苗千在他这期的文章《从“李约瑟之问”到未来》里写，17世纪的欧洲虽然产生过辉煌的牛顿力学，但也陷入了相信精神是世界本源的“唯灵论”和牛顿力学所规划的机械论之间巨大的冲突中；中国文化则因强调精神和物质的统一，从未出现过这样陷入内在分裂的困境。

在牛顿所生活的时代，他对于“存在”还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但是进入到20世纪的量子力学领域，“存在”和“虚空”之间的界限不再明显，观察者自身也被牵扯了进来——物理学家在研究微观问题时发现，在观测者和客观世界之间、观测者与被观测对象之间没法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观察者本身成为了实验的一部分。

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的观测，乃至于我们的意识，都会对于自然界有所影响。20世纪70年代，一群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物理学家聚在一起讨论物理学的基础问题，希望找到一些可以依靠的哲学方法和值得信赖的思想路径，来解释量子力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被称为“基础物理学小组”。一些小组成员后来放弃了科研课题，终生研究有关意识、测量等概念的本质问题。它的成员之一弗里乔夫·卡普拉撰写了一本科普书《物理学之道》（The Tao of Physics）。他说，想要解决现代物理学中的一些难题，人们很有可能需要从东方文化中寻找答案。

1962 年4 月，英国皇家军事科技学院的学生在课堂上借助气象气球进行观测

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体系根本上的不同在于，东方哲学依赖于超越了语言和逻辑的直觉去理解事物的本质，这是神秘主义的特点，也恰恰也是近代物理学的特点。量子力学中描述的波粒二象性——物质可以是波，也可以是粒子，这取决于人们的观测方式——这种内在的矛盾超出了逻辑的范畴，而东方哲学恰好习惯于利用自相矛盾的论述来表达超越语言的感受和它所理解的真实。

李约瑟是跨文化科学史的先驱。正是他的问题唤起了中国人关心中西方差异，从而使一代中西方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投入其中，从科学史角度做了大量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以至于最终人们认识到，中国古代自然知识与西方科学不可公度，西方科学分类体系与编年史框架也无法容纳和盛放作为整体的中国古代自然知识，它们异质且不同构。这是李约瑟提出他的问题半个多世纪后，这个谜题展开的历史路径在21世纪向我们呈现的图景。

李约瑟在实验室

与其说我们逐渐认识到“李约瑟之问”是个伪问题，不如说，它带领我们的认知突破和超越了它自身，最终既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也认识到起源于欧洲的科学亦是独特的人类文化现象，植根于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

而这一切，都源于李约瑟对中国的爱，源于他希望理解中国，并将这个当时居于边缘、正遭到摧毁和处于受难中的东方文明置于与欧洲文明平等地位的热情。在我看来，正是这个动机推动了这个问题，赋予它自身的结构和命运，从而使求解它成为一趟开拓认知的历史旅程，使我们不断接近随时间而来的真理。

1948年，李约瑟在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写作计划里说要写一本书来解答他的问题。最后，对这个问题的求索和回答不断扩展，成为了一个七大卷的庞大计划。这套大书的英文名字叫《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目前在中国被翻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也许在未来，我们可以按照英文的原意将其翻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我猜想，这也是李约瑟落笔写这套大书的心愿。诚如张卜天所言：“科学史绝非科学的注脚，有心人自会从这些著作中咂摸出历史的奥妙，读解出思想的真意”。

封面动画设计：黄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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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问“李约瑟之问”（蒲实）

• “李约瑟之问”：诞生与命运（蒲实）

• 一个谜题的历史路径（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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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提出了一个引发全世界讨论的话题：中国在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何近代的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在本期#三联生活周刊##封面大使#经济学家林毅夫看来，“科学革命首先必须要有对自然现象充满好奇心和很有悟性的人，这种特质是人们与生俱来的，除此之外，还需要通过数学模型的建构和实验室系统的试验加以验证的能力，后面这两种能力是后天学来的，有了科学革命才使得后来西方的工业革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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